周世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学者，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恢复与发展的奠基人之一。近日，周世逑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东华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深切缅怀和追忆周世逑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一致认为要将先生的学术精神传承下去，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今刊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行政学学科重建的奠基者

来源：文汇报 作者：孙关宏 日期：2026-04-23

■ 孙关宏

我们现在应当从客观的、历史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周老在中国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们家和周老带点亲戚关系。我夫人的嫂子的父亲，和周老是堂兄弟。我们这代人叫他叔叔，但当时我们习惯跟着小辈叫他四外公。他为人和蔼可亲，学问功底深厚。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行政管理博士学位，也算是得了真传。回国后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在大学任教，还在银行和纺织部门工作过，最后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的前身）任教。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他做了许多与管理相关的工作和科学研究，涉及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也包括纺织部门管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呼吁政治学要赶快补课，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学与行政学逐渐恢复。此时周老的学问重新焕发青春，他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我和王邦佐老师登门拜访，邀请周老在讲习班上系统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我还依稀记得他家在静安区一座花园洋房里，他夫人热情招待我们，还蒸了一大碗肉包子。我们与周老聊得很愉快，他非常健谈。我们邀请他讲课，他一口答应。后来他在讲习班里讲了九次课。别人一般只讲一两次，超过两三次已经算多了。周老系统讲授，足见其学问功底之深厚。当年的学员也大开眼界，对他的讲课评价很高。周老的讲课，起到了亮相、启蒙和播种的作用。当时听过他讲课的人，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雷忠勤、唐代望、桑玉成、竺乾威等。

多年前，王邦佐老师和我就表示支持东华大学隆重纪念周老，对他的学术贡献作出高度评价。2021年，东华大学举办“周世逑与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王邦佐老师已驾鹤西去。我代表他参加这个会，也代表他发言。我想，这也是对王老师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周老关于行政改革的主要观点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琪 日期：2026-04-23

■ 李琪

周世逑先生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重建与发展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奠基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至1987年，上海行政管理学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在周世逑教授、王邦佐教授等学术前辈带领下，一批中青年学者全力投入新学科建设。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创建全国第一个行政管理大专班；1986年，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同年创建全国第一个行政管理干部学院。这期间我们与周老接触较多。为创建学会，我和市人事局周林法等同志曾多次向周老请教；为求教学科建设，我和竺乾威、桑玉成、孙荣、吴志华等同志多次聆听周老学术报告；在大专班筹建过程中，我又多次向周老请教学科大纲、教材与课程建设等事宜。当时大专班使用的基本教材，即周老1984年出版的《行政管理》。当我请周老上第一课时，他爽朗答应，他始终认为行政管理学首先要让广大干部学懂弄通。

1987年10月，《行政学研究》杂志创刊，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向周老约稿，他当即同意。他明确提出：“我们的行政管理研究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从为我所用出发，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这是摆在我们行政学界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些观点后来发表于创刊号。

回想大师当年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现将周老关于行政改革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志纪念。

周老认为，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标志，是从旧的过分集权、条块分割的封闭式行政体制，向着新的面向服务、宏观协调的开放式行政模式推进。他提出两个重要判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刻不容缓；当前行政管理改革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方向是从传统体制中跳出来，向新体制迈进。

周老提出，行政宏观管理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必要集中统一下，以放管结合、调控为主，各方协调并进、各种手段互补共济的综合管理，并用“放管结合、调控为主、多方协调、互补共济”16个字概括。他强调要用“两点论”促“两手抓”，主张重在全局、树立权威。

周老敏锐指出，行政改革涉及面广、牵制因素多，必然出现不平衡。他分析了四对关系中的不平衡：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改革、总体与局部、微观与宏观、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要积极改变“上浮、中缺、下空”的现象，并指出国家行政管理要转向抓粗、抓总、抓大，将单一的行政权威纵向管理转变为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立体管理。

周老形象提出行政管理改革要念好“势、度、序”三字经。“势”即因势利导，抓住改革势头；“度”即不失分寸、求其适度，把握好节奏；“序”即先后有序、按步就序，科学规划，先急后缓、先易后难。

我想借用周老的一段话作为归结：行政管理改革是我国行政史上一次伟大的试验，它是国家兴衰之所寄，是“四化”建设之所系，是人民生活之所依。（作者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原副会长、教授）

行政学研究的政治学基础

来源：文汇报 作者：桑玉成 日期：2026-04-23

■ 桑玉成

1982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的一件大事，因而有“政治学黄埔一期”的俗称。这个讲习班的意义，后来夏书章先生用六个字概括：亮相、启蒙、播种。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讲习班。讲习班主要讲授政治学和行政学两门主干课程以及相关的一些课程。行政管理学由周世逑先生和夏书章先生两位共同讲授。他们各成体系、各有讲法，使我们受益匪浅。

讲习班共有60多位学员，结业后在全国各地耕耘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80年代中后期，各行各业需要大量行政管理人才，高校、夜大、电大、培训机构纷纷开设行政管理专业。行政管理后来也叫公共管理，逐步与政治学分离，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超政治学。后来又经过调整，逐步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一级学科分离出去，划归管理学门类，两者似渐行渐远。

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渐远归渐远，但行政学应有的政治学基础恰恰需要重视，这也是周老他们前辈们上课的时候一再强调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甚至是一个部分。早年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就有经典表述，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孙中山先生区分政权与治权，但从未否认二者的内在关联——没有国家意志的表达，何来国家意志的执行？没有政权，哪来治权？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学问题。比如行政权的来源、范围，“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既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也是行政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同样不完全只是行政学问题。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行政管理若忽视政治学基础，会产生一些风险。现代管理讲精细化，似乎管得越严、越到位就越成功，但这背后可能隐藏着难以预料的后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综合运用无疑是党和政府推动的治理现代化方向，但很多人未必意识到，这些技术会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什么。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政治学、法学去探讨、去界定。当年在复旦大学政治学讲习班上，还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家曾跟我说：国家发展很快，治理很有效，就像一辆汽车跑得很快，但汽车需要有制动系统、要有刹车。行政管理借助技术跑得很快，政治学需要解决制动系统问题——哪些方面不能跑那么快，哪些出了问题能踩住刹车。

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早就体现在周老的学术思想中。周老始终认为行政管理与政治、政治学、公共政策紧密相关，要时刻注意到行政管理研究的基础是政治学。周老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要向大学科发展，要搞好四个结合，一是和政治学结合，二是要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三是要和某些自然科学结合，四是要和实际结合，要有的放矢。（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为后来者景仰的行政学前辈

来源：文汇报 作者：竺乾威 日期：2026-04-23

■ 竺乾威

年轻一代的公共行政学者可能对周世逑先生比较陌生，因为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去世了，其时中国大陆的公共行政学教学与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事实上，193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院、获行政学博士学位的周先生，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之一，也是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行政学专家之一。在后来的三十年里，由于行政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断，周先生未能从事与专业相符的工作。而当三十年后行政学重新恢复时，他已近耄耋之年。尽管如此，行政学的恢复还是焕发了他的学术生命。在标志着我国政治学、行政学重新起步的1982年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中，他与夏书章教授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行政学研究最早的导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先生终于回归了他的专业行列。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是不幸的——一生最好的时光踯躅于专业之外；但他也是幸运的——他最终侧身于为后来者景仰的行政学前辈之列。

周先生在行政学草创时期所作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的一些文章在今天的年轻学者看来只是基础性内容，但考虑到行政学当时刚刚起步，这些文章便具有了启蒙的价值。行政学本就是舶来品，中国行政学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对外来研究的引进和借鉴，这是学科发展必经的阶段，在这方面，具有西学背景的周先生发挥了独特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早期引进和介绍西方行政学时，周先生就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注意中国的特点，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去研究行政学。这一点在时隔多年的今天听来，依然使人深受启发。

周先生对中国公共行政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样令人感佩。他在引进和介绍行政学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致力于对中国行政问题的研究。他的多篇文章讨论了我国的机构改革，注意到机构改革对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从学者的角度为这一改革作出智力上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周先生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物换星移，从复旦讲习班至今，四十余年一晃而过。可以告慰周先生的是，行政学研究早已走过了引进和借鉴的阶段，进入了比较、创新和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教学与研究，正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辉煌的未来。（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立德、立功与立言

来源：文汇报 作者：孙荣 日期：2026-04-23

■ 孙荣

我想围绕周老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从中国古人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个维度，谈谈我的感受。

立德：薪火相传，甘为人梯。我想以周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通论》为例。这本书于1989年由劳动人事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共十三大召开，该书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编写之初，周老就强调要有青年学者参加，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要求他们与中老年学者通力合作。我有幸参与部分工作，见证了周老不辞辛劳、亲力亲为指导青年教师的工作过程。他补写了书中关于行政管理的技术方法、可行性研究等章节，还专门阐述了仿真模拟方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我曾两次到周老府上送稿，他总是对青年教师的书稿赞扬有加，又细致提出修改意见，嘱我带回。这种甘当人梯和拐杖的风范，令我印象深刻。

立功：推动交流，立足前沿。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于1986年6月成立，周老自筹备之初便积极参与，担任第一届副会长。在周老身体力行的关注和指导下，初创的学会很快成为全国行政管理研究的重镇之一。每次开会，周老都积极发言，出主意想办法。我记得学会的英文名就是周老翻译的，他还专门在会议上解释翻译的缘由。周老主张兼容并蓄，吸收各种有益经验，讨论问题时强调摆事实、讲道理，主张观点交锋、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有个观点对我一生的工作思路起到了关键指导作用：行政管理与政治、政治学、公共政策紧密相关。他认为行政管理的研究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站在时代前沿，用超前的眼光发现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找到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立言：奠基学科，勤奋著书。周老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政管理》一书，是在1982年复旦大学政治学讲习班授课内容基础上写就的。全书包含绪论、行政组织、行政干部、系统分析、行政决策、网络规划、行政效率七个部分，涵盖了组织、人事、决策、方法和效率等行政管理的主干内容，构建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这是我国80年代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后的第一本专著，具有奠基意义，影响了一整代行政学人。我这一代人当年教学备课，这本书是最基本的资料。（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中国行政学恢复重建的先行者

来源：文汇报 作者：吴志华 日期：2026-04-23

■ 吴志华

我与周世逑先生的交往始于1984年至1987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政治学研究生期间。1985年，周老为我们讲授行政管理课程，此后直至1996年，我时常向他请教，与他保持着断续的往来。

我曾两次登门拜访他位于乌鲁木齐北路的家。其中一次，他正在讨论《行政管理通论》一书的写作方案，交谈中他谈到了行政管理学知识体系的构成问题，内容广泛而深入。于我而言，那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当时我虽不知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但他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老在构建行政学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时，明确提出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本土化，即体现中国特色；二是实践性，即立足中国国情；三是系统性，即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这三个问题，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公共管理学界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周老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思考这些问题，其学术远见，令人钦佩。

我想着重谈谈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及周老在其中的地位。行政学在中国的兴起，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1952年学科调整后，行政学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政治学于1980年迅速恢复，行政学也在政治学母体中重新发育。1985年，中央办公厅发文筹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1988年学会正式成立，周老担任顾问。这标志着行政管理学在我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96年，国家学位办进行专业目录调整，将原属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管理划入管理学门类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成为其二级学科。从80年代初到1996年，这十五、六年，正是中国行政学恢复与重建的关键时期，是打基础、搭框架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周老虽已年近七旬，却为中国行政学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如孙关宏老师所言，周老是中国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奠基人之一。从学科背景看，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获行政管理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学养深厚。在学科呼吁方面，他于1981年撰写、1982年发表《一门“被遗忘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是最早为行政学正名、呼吁学科恢复的重要声音之一。在教材建设上，他于1984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首部个人独著的行政管理教材《行政管理》，主编了《行政管理学通论》。此外，在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的讲习班上，他与多位前辈共同授课，为行政学的恢复与发展播下了火种。

遗憾的是，相较于夏书章先生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中青年学者中了解周老贡献的人并不多。为此，东华大学自2021年起连续举办周世逑先生学术思想纪念活动，意义重大。让更多人了解周老、记住周老在中国行政学恢复重建中的功绩，是我们公共管理学界的共同责任。（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术、学科与学人

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亚林 日期：2026-04-23

■ 唐亚林

余生也晚，入行政治学与行政学之门更迟，未能在20世纪80年代充分感受学科重建的澎湃之声，却有幸在90年代初奉王松教授之命，到周世逑先生家中送材料，得以见过先生一面。如今回想，既感荣耀，亦多感慨。自此，周先生的大名深深刻在我脑海中，每当谈及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我总会特别提到不能遗忘他的理论与思想贡献。

今天，我想从学术、学科、学人三个角度，表达对周世逑先生的敬意。

学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第一人。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补课论”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迎来大发展的春天。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中，周世逑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他不仅在报刊上发表《一门“被遗忘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呼吁大力发展行政管理学，而且编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本行政管理学专著《行政管理》。这种历史首创之功，我们不能忘。

学科：行政管理学学科恢复重建的主要奠基人。1982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承办了中国政治学会委托的政治学讲习班。周世逑先生在此主讲《行政管理和市政管理》课程的“行政管理”部分。我曾阅读当时学员的回忆文章，也学习过先生的讲课提纲，深感后来行政管理学教材的原理性知识，几乎再难超出先生当初所讲的内容体系。这固然与学科基础原理已趋成熟有关，但更与先生从一开始就将国外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推介和阐释密不可分。这种首推之功，我们不能忘。

学人：寂寞身后事，学科发展有后人。新中国成立后，因学科调整，周世逑先生来到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前身）工作。在政治学、行政学长期遭遇取消与重组的困境中，先生并未气馁。他将精力投入工厂管理、纺织企业管理等跨学科研究，产生诸多有影响的成果；他利用学科恢复重建之机，尽己所能培养了一批学科人才，广泛传播学术思想；他为东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及研究队伍的存续，作出了应有贡献。

过往学人，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可能遭遇“学科不幸学人亦不幸”的困境，但他们在有限的人生时空里，尽最大努力发光发热，把学问写在祖国大地上，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如今欣逢“国运昌、学术昌”的新时代，我们新一代学人有责任做出更大更新的学术成就，以告慰周世逑等老一辈学人的在天之灵。（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治东 日期：2026-04-23

■ 王治东

周世逑先生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上海社科界的杰出代表。周先生的一生，是知行合一、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一生。他在哈佛学成后毅然回国，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中国学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毕生心血推动行政管理学的学术、学科发展，其学术思想与精神风范堪称后世楷模。

先生在东华大学校史上也留下浓重一笔，为我国纺织工业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一度中断。1954年7月，周先生进入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任教，主要从事纺织企业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从宏观的行政管理跨行到微观的企业管理，这对任何学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但周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将学术志向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选择以管理科学服务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充分发挥精通外语的特长，编译多份国外纺织科技资料，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并在学科体系中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纺织企业管理》专业教材。上世纪90年代，周先生首倡“在我国要把企业化注入行政管理中去，使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主张对行政管理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尽可能实行量化和测评，并提出“中国公共经营管理”的新理念。这些宝贵思想与他横跨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丰富学术经历密不可分，对推进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晚年他仍笔耕不辍，为学科传承倾尽心血，真正做到了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这样的精神风范，值得我们一代代学人学习和传承，更是激励一代代东华人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作者为东华大学党委副书记）